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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蠹余录

  • 定价: ¥49
  • ISBN:9787559805140
  • 开 本:32开 平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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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折扣:
  • 出版社:广西师大
  • 页数:251页
  • 作者:尹敏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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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01-01 第1版
  • 2020-01-01 第1次印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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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

  

    硕果仅存的古书店街,历经劫难的古书流转传奇——昔日繁华的世界三大古书店街,东京神保町、巴黎塞纳河畔、北京琉璃厂,如今只有东京神保町尚存于世。青年历史学人尹敏志留学期间徜徉于此,亲自探访一间间书店、追寻一本本传奇古书的前世今生。在感叹一本古书历经劫难流传至今时,人们常常会说“神物护持”,其实何来神物,有的只是几个痴愚的爱书人。
    十三家书店的世事浮沉,一个半世纪的书情与人情——晚清以来,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,书与人也都承受了巨大的冲击。古书店为人与书、人与人的相遇提供了重要的舞台,如内山书店老板与鲁迅在上海结下深厚友谊,文求堂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鼎力相助,岩波书店向新中国高校慷慨赠书……今天,又有华人经营的网上古书店光和书房,接续着这一传统。

内容提要

  

    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,是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,自明治年间起,这里便书肆林立,文风鼎盛。晚清以来,大量中国人来到神保町淘书,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清朝公使,也有囊中羞涩的留学生;所购有珍稀古本,也有新学书籍。本书作者近年亦负笈东渡,求学期间出入于东京的大小书肆,将实地考察与史料积累结合,写就此书。
    本书既是访书记,又是书店史,所写的十三家古书店,从江户时代末期的文求堂书店,到平成时代的光和书房,跨越一个半世纪;学者、书商、政客、作家,各色人物粉墨登场。鲁迅、郭沫若、王国维,岩波茂雄、内山完造、吉川幸次郎……他们的故事,就以这些古书店为背景展开。

媒体推荐

    尹敏志试图从日本古书的购买,去探查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,以及研究的发展状况。他自己的找寻过程,既是一个线索也是一个过程,既是文献的考察也是历史的考察。非虚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于个人观察的、能够把现实生活和现实事件转化成艺术的形式。
    ——梁鸿

作者简介

    尹敏志,浙江台州人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,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生。

目录

神保町书店街缘起
人归江上路:文求堂书店
尽是同文细亚人:琳琅阁书店
学灯:丸善书店
孰为陈起孰毛晋:青木嵩山堂
梦寐绕山河:山本书店
播种者:岩波书店
东京上海双城记:内山书店
大隐隐于市:丛文阁书店
早稻田原风景:五十岚书店
偶遇保田清:原书房·13345
亦有星星火:从大安到汲古书院
一人古本屋:弘文庄
古书店变形记:光和书房

前言

  

    二〇一六年三月到八月间,我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当交换留学生。这本书的书名,就是那个时候在白乐寮3117室里想出来的。
    我一直喜欢买书、读书,每到一处必逛书店,研究生转入历史专业以来,书更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动身去横滨之前,已经萌生写神保町的念头,最大的担心是交通不便。住进白乐寮后,发现步行至最近的白乐站,再坐通勤特急,不到一小时即可至神保町站,大喜过望,遂与同楼的复旦大学交换生林炫羽相约去神保町买书。
    后来的五个月,我每周至少去东京一次,神保町、早稻田两大古书街上的书店基本全部逛过,后来着重拜访几家与日本汉学研究有关的古书店,搜集相关资料。不常出东京都市圈的我,将书中提到的地点多数考察过一遍,包括仙台的鲁迅故居、日光山华严瀑布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、热海的岩波茂雄惜栎庄,等等。五个月时间过得飞快,早春的樱花烂漫,转眼已是盛夏的柑橘饱满。寮前弯弯曲曲的阪道,走了一遍又一遍。
    去白乐站必经过六角桥商店街,窄窄的小巷,两旁餐馆、面包房、花店、杂货铺林立,铁塔书院亦伫立其中。再没有见过比它更干净的古书店:每本旧书都仔细清洁过,包上白色半透明书皮,通过橱窗,只见一片奶白色。
    初来乍到,很难不被这种洁净感所吸引。安顿下来第二天,我在铁塔书院买下仁井田陞的文集《中国的传统与革命》。随后几天边翻字典边看,囫囵读完全书,从此有了阅读日文著作的信心。迷上神保町后,铁塔书院去得渐少,只在路过时偶尔进去看一眼,青木正儿《江南春》、《三宅雪岭集》等书,都是在那陆续买到的。
    铁塔书院这样的古书店,截止到二〇〇九年全日本还有一万四千多家,仅东京都就有一千四百多家。它们支撑着几万人的生计,也是让整个街区时光骤慢的存在。与之相比,国内独立书店的生态则要严酷得多。北京的风入松书店、第三极书局,上海的季风书园,厦门的晓风书屋等关门时,都曾引起一片惋惜声,但大部分人的购书首选是网络电商。网购带来更多便利和选择的同时,一波接一波的低价促销也不断挤压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,很难说是书之幸,还是书之厄。
    摆在书店里的书,是带着人的温度的。书虽是一种商品,但又不仅仅是商品。它可以承载记忆,寄托情感,可以梯山航海,从此至彼,带着每任主人留在它身上的痕迹、气味和喜怒哀乐。古籍题跋中,在感叹一本古书历经劫难、流传至今的传奇时,藏书家常常会说“神物护持”。其实何来神物,有的只是几个痴愚的爱书人。
    在书店买书,享受的往往是淘书本身带来的快感。这种快感更多来自未知,如发现一本未曾听闻的心仪之书,找到作者签赠本,发现批注,或在书页间寻得一枚陈年信笺。独自在书架间来回穿梭,手上沾满灰尘,一有所得,物我偕忘。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云:“夕阳将下,微飔吹衣,访得久觅方得之书,挟之而归,是人生一乐也。”
    晚清以来中国学人的日本访书记,几乎可以成一独立的文学体裁。其作者犹如版本目录学的众神殿:杨守敬、董康、罗振玉、傅增湘、王古鲁、周一良、严绍璗、辛德勇……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这本书既是访书记,又是书店史。史学即是史料学,史料的丰富与否决定了本书各篇的选题。神保町书店的各类中、日、英文史料数量最为可观,是本书选择东京而不是京都、大阪抑或其他城市为舞台的主要原因。
    东京古书组合有自己的刊物,即一九三四年一月由八木敏夫创办的《日本古书通信》。最初一年发行一期,后改为每半月一期,一九四一年更名《读书与文献》。一九四四年底受太平洋战争影响,杂志暂时停刊,一九五七年复刊,今天仍由八木书店定期出版。《日本古书通信》内容一半是待售书目,另一半刊载各类文章,有古书店店主的回忆录,有访书录,也有版本考辨,是研究东京书店史的一大宝库。
    日本藏书界还有不少同人杂志,本书使用的有大安株式会社《大安》杂志、汲古书院《汲古》杂志、日本书志学会《书志学》杂志等。弘文堂社长反町茂雄编的古书店访谈录《纸鱼往事》系列,包括明治大正篇、昭和篇,披露了不少古书店经营秘辛,笔者从中获益甚多。日本学者岛田翰、内藤湖南、德富苏峰、长泽规矩也、吉川幸次郎,以及中国学者的著述里,也留下不少关于东京书店的史料。
    除此之外,东京不少古书店还有发行古书书目的传统,如《文求堂书目》《浅仓屋古典分类目录》《岩松堂古书籍贩卖目录》《东阳堂书店古书贩卖目录》《一诚堂古书目录》等,虽是为贩书而编,但对追索个别古籍的价格及去向,管窥一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无小补。
    一度与神保町不相上下的北京书市,曾在琉璃厂、隆福寺一带聚集了不少旧书店,天南海北的古籍善本汇聚于此,但除了李文藻、缪荃孙、孙殿起、雷梦水、周肇祥等人的短文,钱穆、鲁迅、胡适等学者日记、回忆录中的零星记载外,总体上缺乏成体系的记录。昔日繁华的琉璃厂书店街,在频繁的战争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店与史偕亡,不能不说非常可惜。
    二〇一六年七月,在累积了一定史料后,我开始着手撰写神保町书店史,承蒙顾明、彭淑娟、齐晓鸽、张立宪、朱明川、朱天元等师友不弃,十几篇长短参差、体例各异的文章,之后在《书城》《读库》
    《经济观察报》等报纸杂志,澎湃等网络媒体陆续发表。文章收入此书时有很多修改,变动幅度最大的从四千多字扩充到一万多字。
    最初写作时,未奢望这些文章能结集成书,史料大多随手摘录,其中难免有误解和错讹。组成书稿时全部重新查找、核对史料,注明引文出处。虽几经校对,恐怕仍会遗留错误,所有责任在我。
    本书篇目编排,大体以书店创业时间为序,起于(1)江户时代末期,即文求堂书店;接着是(2)明治时代,包括琳琅阁书店、丸善书店、青木嵩山堂、山本书店四家;(3)大正时代,即岩波书店;(4)昭和时代,包括内山书店、丛文阁书店、五十岚书店、原书房、汲古书院、弘文庄六家;最后是(5)平成时代,即光和书房。
    这些书店横跨一个半世纪,从其发展脉络中,多少可管窥十九、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的发展变迁。在江户时代,汉学不仅是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,而是内化为修养本身,甚至学者生命的一部分。德川幕府末年到明治维新初年的欧风美雨,暂未动摇其根基。职是之故,明治至大正时代的老一辈汉学家多能吟汉诗,写隽永的书札,作书法或文人画,除了不通汉语听说外,与中国士大夫几无二致。这与欧美汉学家是截然不同的,对于后者,汉学不过是一个研究课题,某种深沉的个人趣味,抑或地缘政治的需要。
    昭和时代前期,日本的汉学研究渐偏实用,甚至为对外扩张背书。日本战败以后,则加速欧美化。仅从笔者就读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来看,这几年日本年轻人对中国越来越无感,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大学教职严重萎缩,东洋史、中国文学日益沦为小众学问。最近几十年大陆的古籍市场上,“日本回流”成为一个热门词汇。有人欢呼此举功德无量,但这恐怕也同时意味着,中国文化正在渐渐失去日本这个重要的避风港和参照系。
    本书写的是东京,但大部分资料收集、写作是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间在北京完成的。二〇一七年七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,同年九月公派出国读博,负笈日本京都大学。随后两年博士后期课程繁忙,仍抽空对书稿做了不少修订,加入相关图片。离开了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、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、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,此书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    犹记得二〇一六年九月,我去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园买书,结账时在店头看到“破壳计划”的宣传单,默默将其夹入书中。回到宿舍反复翻看,“支持青年创作者出版第一本书”,这句话击中了我,心想不如一试。坦白说,当时并没有抱什么期望。感谢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(BCAF)和理想国,给了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机会,感谢两位初选评委、三位终选评委对书稿的赏识和直率批评。罗丹妮、张旖旎两位编辑对书稿的打磨出力甚多,简直呕心沥血。在书稿修订过程中,周游告知史料,金炜玲等就书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,在此一并致谢。
    交此书初稿时,正赶上硕士毕业季,两线作战,常有焦头烂额之感。感谢硕士导师李新峰教授对我不务正业的百般容忍,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不会有机会去日本,遑论此书。最后感谢曾在日本陪伴我的诸位书友,交换留学接近尾声时,在横滨港看烟花升腾又坠落海面的那个夜晚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    2017.6.9一稿
    2017.7.7二稿
    2017.12.21三稿
    2019.9.8四稿
    2019.10.17五稿

精彩页(或试读片断)

  

    神保町书店街缘起
    一
    今天的东京,是常居人口一千三百多万的超级大都市,但在大化改新(645)的年代,关东还是蛮荒之地。当关西的大和政权对隋唐器物、制度、文化亦步亦趋,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基础的时候,东京所处的武藏国直到九世纪还处于“凶滑成党,群盗满山…的半无政府状态。
    受盛唐之风熏沐的京都、奈良等地,贵族们模仿中原王朝的天下观念,分全国为五畿七道2将自己居住的地区称为“畿内”,将被山川阻隔的关东称为“远国”,那里来的关东人则被蔑称为“东夷”。
    东京旧称江户。日本典籍中“江户”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三、十四世纪之交成书的《吾妻镜》第一卷。这部镰仓时代史书记载,治承四年(1180)有个叫江户太郎重长的人加入平氏的军队,参与了对源赖朝衣笠城的进攻。但这里的“江户”只是姓氏名,东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江户,日本史学界尚无定论。
    天正十八年(1590)丰臣秀吉(1537—1598)出征关东,击败北条氏政(1538—1590),又迫使东北的伊达政宗(1567—1636)臣服,完成统一大业。秀吉接着收回德川家康(1543—1616)旧领的骏河、三河、远江、甲斐、信浓五国,将关八州约二百四十万石的土地移封给他作为补偿。此举意在将德川家调离中央,免去腹心之患。但江户这座城市的命运,却从此改变。
    初到江户之时,德川家族发现这里城郭倾颓破败,寒村敝庐,除了零星的豪强宅邸外,连像样的防御性城墙都没有。惨淡经营江户八年后,伏见城传来了秀吉去世的消息,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也很快宣告结束。庆长五年(1600),卧薪尝胆多年的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大败西军,一举取代丰臣秀吉的地位,开启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时代(1603—1867)。
    完成“天下布武”大业的德川家族,将幕府设在龙兴之地江户。德川家族向全国大名征调劳动力,重修江户城,今天神保町所在的神田区,就是那时候填海开辟出的町人地。宽永十七年(1640),江户城落成,与京都平起平坐,并列为日本东、西两大城市。
    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,宽永十二年(1635)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(1604—1651)发明了“参勤交代”制度。此制度规定,全国二百多家大名,必须轮流在江户城、藩国轮流居住。大名的正妻和嫡子,则须一直住在江户城里,是扣在幕府将军手里作为人质。随着大名单身赴任的男性随从,全部住在名为“武家长屋”的房子里,衣食住行仰赖周边商铺。与多有婉约之美、略显高冷的京都不同,江户从建城以来就是属于武士和庶民的城市,烟火气十足。
    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,催生出商业和都市文化,也促进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。在偏爱感官享乐的江户城里,人们对以佛教、儒学、汉诗文集为主的正经书兴趣不大,十返合一九(1765—1831)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滑稽本、曲亭马琴(1767—1848)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、为永春水(1790—1843)描写男女情爱的人情本,和歌舞伎、木版画、狂言等一起,才是纵情声色的“江户子”们追捧的对象。
    江户时期的日本,据说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,除了出版业发达的原因外,还得归功于被称为“寺子屋”的民间私塾。德川幕府末年江户城里有一千多家私塾,全国有一万三千多家。儿童六七岁时便会被父母送到“寺子屋”读书,女孩也包括在内,从平假名、片假名开始学起,接下来读汉文,个别成绩优异者,能够升到藩校继续进修。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江户时期教材中,多少可以窥见私塾教育之一斑:既有《唐话纂要》《汉语跬步》《唐音雅俗语类》这样的汉语课本,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《文章轨范》这样的传统汉籍,又有算学、地理、天文方面的理科新书,以及书信模板、商业用语模板等应用文指南。
    江户幕府厉行锁国令,只开放长崎的对外贸易,各种西学书籍只有从这个窗口输入日本。只有荷兰人获准与幕府经商,西学在江户时代也被称为“兰学”。安永三年(1774),江户出版商、申椒堂主人须原屋市兵卫出版的德国医学书《解体新书》,就是由福井县人杉田玄白(1733—1817)最早在长崎获得,后将其译为日文。文化十二年(1815)年,杉田又完成回忆录《兰学事始》,只不过正式出版已经是明治初年了。
    和很多兰学家一样,杉田生前在日本桥开医馆为生。日本桥位于今天神保町以东几公里处,既是江户城的出版中心,又是商业贸易中心,时人有“无日本桥则无御江户,言御江户则必提日本桥”’之说,全国的秀才浪人聚集于此,梦想能够出人头地。
    传奇书商茑屋重三郎(1750—1797)喜欢和这些“江户漂”们来往,他还邀请浪人参加出版会议,讨论书籍选题。重三郎最早以出版黄表纸(一种漫画)成名,内容取材于时事,辛辣讽刺幕府官员,大受普通民众欢迎,后来出版的平贺源内(1728—1780)作品、服部南郭(1683—1759)文集、《唐诗选》等,也都畅销一时。
    P1-4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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